首頁>正文

制度創新與政策務實


如果將新經濟比喻成一盤棋,整體謀篇布局十分重要,每一步都要有針對性,才能在適當時破局。

成都提出發展新經濟并非偶然,而是經過了長期地研判。作為在全國第一個系統提出發展新經濟的城市,成都正在營造涵蓋政府治理、技術、人才、資本的全要素新經濟產業生態圈。這其中,也體現了成都發展新經濟的制度創新。

梳理成都新經濟的脈絡,在制度創新上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一)從組織機構層面,成都在全國發展新經濟制度創新上開了好頭


發展新經濟,是成都推動城市戰略轉型、經濟變道超車、重塑競爭優勢的重大抉擇。2017年8月,成都在全國范圍內率先成立新經濟發展委員會。

從成都市新經濟發展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到成立成都市新經濟發展委員會,這樣的組織架構創新,更加有助于政府機構定位于企業的服務者,便于制定相應的政策體系、落實方案、實施細則,以及做好新經濟發展推進工作。

同年9月29日,成都新經濟發展研究院成立,為成都發展新經濟建立了智力支撐。

在本書的采訪過程中,就有跨行業新形態的企業感嘆,成都新經濟發展委員會的成立,讓他們有了很好的對口匯報部門,成都也能精準規劃實施新經濟相關政策了。


(二)六大新經濟形態、七大應用場景的定位,明確了新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重點領域、基本路徑,對標了全球的產業價值鏈體系


什么是新經濟?各個經濟體可能有著基于自身經濟特點的認識。

早在2017年11月9日,成都新經濟發展大會首次明確提出,將重點發展數字經濟、智能經濟、綠色經濟、創意經濟、流量經濟、共享經濟“六大新經濟形態”,構建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智慧城市建設、科技創新創業、人力資本協同、消費提檔升級、綠色低碳發展、現代供應鏈創新應用“七大應用場景”,力爭到2022年基本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和區域帶動力的新經濟產業體系,成為新經濟的話語引領者、場景培育地、要素集聚地和生態創新區。

2022年目標中的全球視野,以及目前正在著手的2035規劃,體現了成都在新經濟發展中對標全球產業價值鏈體系的前瞻性。

相對于國內其他城市在新經濟發展中的提法,比如杭州在2014年7月由“工業興市”戰略正式轉型到信息經濟“一號工程”,并在2018年10月推出全面推進“三化融合”打造全國數字經濟第一城行動計劃(2018-2022年),成都對新經濟六大形態的提煉相對更廣泛,也更加符合成都的現有經濟底子。

成都形成了發展新經濟基本路徑的共識:以新技術為驅動、以新組織為主體、以新產業為支撐、以新業態為引擎、以新模式為突破。其中,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是表現形式,新技術、新組織是驅動力量,共同構成集成、協調、系統的新經濟發展路徑【6】


(三)通過雙百工程,不斷甄選成都新經濟企業“主力部隊”


提到杭州,就會想起阿里巴巴;提到深圳,就會想起騰訊;提到成都,會想起哪家企業?成都其實最缺的就是新經濟的領軍企業和領軍人物。

2018年5月8日,成都舉辦了新經濟企業梯度培育計劃暨“雙百工程”啟動會。所謂“雙百工程”,即成都市新經濟百家企業和百名人才的培育培養工作,旨在打造新經濟的領軍企業、領軍人才,使之成為推動成都新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按照企業成長周期不同階段,成都市新經濟企業梯度培育計劃將企業分為了三個階段:種子企業、準獨角獸企業、獨角獸或行業領軍企業。主要以估值和主營業務收入來劃分。新經濟梯度培育企業認定工作每年開展一次,實行企業自愿申請、專家審核、動態調整等制度。針對不同發展階段的新經濟企業,培育方案也呈現出梯度變化。

到2018年底,這一名單內的企業,已經新增了4家獨角獸,反映出成都發展新經濟的企業扎實基礎。

未來成都市將深入推進“雙百工程”,開展2019年度成都市新經濟百家重點培育企業和百名優秀人才評選,對評選出的企業和人才開展一對一的個性化服務,培育出成都新經濟發展“主力部隊”。


(四)發展新經濟政策既有行動綱領,也有落地細節,環環相扣


成都在2017年11月30日發布《營造新生態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的意見》,這是成都在深入研究國內外新經濟發展態勢的基礎上,制定的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成都市新經濟工作的綱領性文件。這好比是一個棋局開局,針對不同產業、應用場景、要素等出臺的系列政策和規劃,就是布局落子。

基于對成都資源的特性、產業基礎以及對未來發展趨勢的預判,該《意見》提出:成都需要通過“產業升級”、“供給側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帶動新一輪的經濟增長,而這六大經濟形態,便是一種新的方向。

經濟形態必須要緊貼消費以及產業,否則只能成為不可落地的“形象工程”。如何將六大經濟形態進行落地,《意見》提出了“七大應用場景”,包括智慧城市、消費升級等等。

《意見》針對培育新經濟在要素層面、空間格局等,提出了支持新經濟發展的18條具體政策措施,提綱挈領地展示了成都未來發展新經濟的脈絡。也為接下來成都市新經濟發展委員會等機構出臺理論制度創新政策提出了依據。

主體文件出臺后,成都出臺了眾多細分舉措。比如《成都市促進軍民融合產業加快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進一步支持集成電路產業項目加快發展若干政策措施》《推進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的實施意見》《成都市虛擬現實產業發展推進方案》等,就對成都重視發力的相關新經濟產業進行了扶持與規劃,成都各區縣也紛紛推出相應的產業政策,并將行業與場景進行聯系。可參見本報告的附錄政策匯編部分。

其中《推進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的實施意見》中提出八項重點工程:人工智能+軍民融合、人工智能+健康醫療、人工智能+交通物流、人工智能+智慧旅游、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公共服務、人工智能+ 城市管理、人工智能+現代金融,每一項都在創造應用場景。

《成都市虛擬現實產業發展推進方案》提出“N個體驗場景”,將各區依據自身特點打造VR特色場景,比如武侯區依托人民南路文創金融集聚區、力方視覺體驗館,成華區依托東郊文化創意集聚區開展“VR+文化旅游應用示范建設”。


(五)重視構建多樣的新經濟場景,針對不同場景提供多種政策支持


以新模式驅動經濟發展,最終需要找到場景落地。成都七大應用場景,每一個都有對應的實施方案,力圖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優”。

針對構建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出臺《成都市實體經濟新經濟領域人才獎勵實施辦法》;針對推進智慧城市建設,出臺《成都市“互聯網+城市”行動方案》;針對科技創新創業,出臺《成都市推進雙創平臺提能增效實施方案》;針對人力資本協同,出臺《推進人力資源協同示范工程的實施方案》;針對消費提檔升級,出臺《成都市打造社區商業消費新場景構建社區優質生活服務圈工作方案》;針對現代供應鏈創新應用,出臺《成都市關于推進現代供應鏈創新應用的實施方案》;針對綠色低碳發展,出臺《成都市2018年大氣污染防治工作行動方案》。

互聯網+政務場景:由傳統的網絡問政向數字理政進化,成都早在2017年出臺《成都市“互聯網+城市”行動方案》著力打造智慧政務,全面推行“互聯網+政務服務”,加快把政務服務、民生保障等從網下拓展到網上。這為大數據、人工智能、互聯網企業的落地應用,提供了可結合場景。

網上政務服務體系推進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的協同管理和服務,推動企業和群眾辦事線上“一網通辦”,線下“只進一扇門”,現場辦理“最多跑一次”,讓企業和群眾到政府辦事像“網購”一樣方便快捷。

根據成都的行動計劃目標:到2019年底,所有涉企事項網上可辦率提高至95%以上,辦理時限壓縮30%以上;到2020年底,以企業為中心的全生命周期服務水平顯著提升,力爭涉企事項網上可辦率達100%,辦理時限壓縮50%以上。

對比新西蘭、新加坡、中國香港等先進國家和城市的營商環境指標,成都將要繼續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重構實體、網上、電視、自助、移動“五位一體”政務服務體系,方便企業和市民辦事創業。同時,成都還將推進市縣兩級政務信息系統由內向外整合共享,打破條塊分割的“信息孤島”;建立“一數一源、動態更新”的政務數據資源采集體系,依托全市統一的數據共享交換平臺,破除業務協同的“數據壁壘”,減少提交材料60%以上【7】

社區生活場景:2018年成都市分別出臺《關于創新發展生活性服務業建設高品質和諧宜居生活城市的意見》《成都市打造社區商業消費新場景 構建社區優質生活服務圈工作方案(2018—2022)》,均致力于尋找生活服務中落地場景。

前者反映成都居民消費的變化,倒逼成都生活服務性服務業向智慧服務、體驗服務、定制服務、共享服務、綠色服務、跨境服務轉變。其中提到不少的落地場景,比如提出“引導企業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針對不同人群和細分市場開展大規模量身定制服務”,就可切入C2B電商、社會服務等場景。

后者體現了成都推動社區傳統商業改造升級,發展社區商業新業態新模式,打造社區消費新場景,構建社區優質生活服務。按照社區現狀和商業消費不同屬性,成都將社區劃分為傳統社區、新型社區、國際社區和農村社區四種商業類型,分類研究、精準施策,從而打造出豐富多彩的應用場景。

《成都市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2019年工作要點》提出,成都還將加大應用場景供給,建立“城市機會清單”發布機制,梳理區(市)縣、市級部門、國有平臺公司和新經濟企業在細分領域的場景供給清單、產業機會清單、新經濟政府采購清單、城市重點產品目錄,集中向社會發布,落地落實新經濟企業參與機會。成都市還將深化應用場景試點示范,在智慧城市社區治理、消費升級等領域推進一批應用場景試點。

成都市在進行新經濟制度創新時,始終把握“場景”二字做文章,以產業、地區、技術等維度分別提出了針對性政策規劃建議,讓新經濟發展有的放矢。


(六)大量出臺針對性政策,直指新經濟要素的培育


培育新經濟離不開要素供給,人才、技術、資本等要素是新經濟發展的土壤。2018年10月,黑馬產業研究院發布《2018中國新經濟活力指數排行榜》,指出成都新經濟活力領跑新一線城市,尤其政策活力指數位列第一。

1、推進人力資源建設

新經濟供給要素中,人才要素是重中之重。北上廣深一線城市由于昂貴的生活成本,人才溢出效應顯現,成都由于宜業宜居良好環境和比較成本優勢,具備了較強的人才吸附能力。大力招引“蓉漂”、“蓉歸”,形成“孔雀西南飛”的態勢,將給成都新經濟的發展帶來新活力。

2017—2018年兩年間,成都先后出臺至少8條人才政策,包括成都歷年來含金量最高、惠及面最廣、支持力度最大、針對性最強的《成都實施人才優先發展戰略行動計劃》,即人才新政十二條。2018年12月29日, 成都市新經濟委員會等印發《關于推進人力資源協同示范工程的實施方案》,提出精準搭建專業化的人力資源共享平臺。

城市間的人才爭奪不應該僅僅在數量上,也不應該僅僅唯學歷為標準。人力資源能夠在產業領域高度聚合,滿足企業需求才是最終目的。根據《人民日報》對三省六市100家企業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高達73.08%的制造企業認為,目前企業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最主要困難就是“技術人才缺乏”。對于制造企業而言,很多人才并沒有高學歷【8】

不同于單純從數量上進行人才供給的提升,成都更加注重人力資源和新經濟的協同關系。成都提出“以專業資格為標準,以體現人才價值為目標的新時代人才評價體系,打破身份、區域限制”,以人才最終為產業應用的出發點,便于造就成都市重點產業發展所需的人才隊伍。

2、推進雙創平臺增效

雙創平臺作為新經濟的底層支撐發揮著基礎作用,成都市科學技術局、成都市新經濟發展委員會在2018年7月印發《成都市推進雙創平臺提能增效實施方案》,提出到2022年雙創平臺能效全面提升,形成全域覆蓋、功能完善、特色突出、示范帶動、全國領先的創業支撐體系。

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成都以自身發展特色構建“縱向到底,橫向到邊”、“中心城區+郊區新城”的理念。

成都根據自身產業布局,獨創性打造具備資訊、展示、撮合、交易功能的“蓉創e平臺”,實現雙創要素資源全覆蓋,為政府、企業、投資者、專業服務機構提供合法數據支撐。以不同維度結構化數據分析,實現交易活動特征的大數據挖掘提取,以信息的高透明度促成交易,促進六大新經濟形態發展【9】

3、推動供應鏈協同發展

流量經濟發展要求城市在供應鏈、物流等方面有穩健的基礎,當下進入互聯網下半場,產業互聯網開始興起,供應鏈正是產業互聯網改造不可缺少的一環。《成都市關于推進現代供應鏈創新應用的實施方案》, 就依據自身優勢,以川酒、中藥材加工生產制造、特色農產品為重點產業進行供應鏈的示范。

以特色農產品為例,成都以水蜜桃、豆瓣醬、獼猴桃而聞名,但是農產品對于保鮮和運輸要求高。如何利用好成都自身優勢打造農產品品牌?關鍵一環便是供應鏈。成都提出建設供應鏈生產體系、交易體系、溯源體系,加快供應鏈流通效率。


(七)優化包容審慎的監管方式,包容新型業態推動營商環境


2019年春節過后的第一個工作日,成都發出了打造國際化營商環境先進城市的“動員令”,《深化營商環境綜合改革 打造國際化營商環境先進城市的行動方案》及十個配套行動計劃,涉及營商環境建設各個方面。

2019年被成都確立為“國際化營商環境建設年”,目標到2020年底各領域營商環境指標全面進入國際先進行列,在全國營商環境評價排名中位居前十強,加快打造國際化營商環境先進城市。

這一決心和底氣,不乏來自成都近年來發展新經濟的制度創新深刻認識。

最近兩年,成都出臺的《成都市推進依法行政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關于對新經濟實行包容審慎監管的指導意見》《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支持服務新經濟發展的指導意見(試行)》《成都市加快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工作方案》《成都市推進政務服務“僅跑一次”改革工作方案》等,都在優化營商環境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加強電子商務營商環境為例,自2019年1月1日《電子商務法》正式實施后,作為西部首個電子商務地方政策,成都在2月13日印發《關于優化電子商務從業環境的指導意見》,提出要在市場監管上大膽創新突破,高標準建立以包容創新、審慎執法為理念的市場監管制度。

“推行企業名稱自主申報,電子商務企業可在辦理企業登記時,以網上自主申報的企業名稱一并辦理企業注冊登記。電子商務經營者申請登記個體工商戶的,允許其將網絡經營場所作為經營場所進行登記【10】。” 放松電子商務經營者市場主體登記,這意味著成都不僅大力支持到了本地企業,也兼顧到了域外的電子商務經營者。

電子商務營商環境的改善,本質上是吸引更多的電子商務從業者,互聯網的發展讓電商企業減弱了對于地域的依賴,因此執政思路也應順應時代變化。電子商務企業是流量經濟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成都大力扶植的領域之一,以更加開放的政策構建營商環境,正是成都吸引資本的重要舉措。

這些政策,體現了成都優化包容審慎的監管方式,適應新經濟發展需要,遵循從開放包容到系統集成的審慎監管路徑和彈性治理機制,變事前設限為事中劃線、事后監管,更加突出政策的引導作用,包容處于發展初期的新型業態。



注釋:

【6】中共成都市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常曉鳴,《擁抱新經濟,成都為建設全面體現新發展理念的國家中心城市注入新動能》,2017年12月

【7】成都市政府,《成都市“互聯網+ 城市”行動方案》,2017年12月

【8】人民日報,《技術人才成稀缺!找不到、招不來、留不住!》,https://www.sohu.com/ a/270133643_659516,2018年10月

【9】成都市科學技術局、成都市新經濟發展委員會,《成都市推進雙創平臺提能增效實施方案》,2018年7月

【10】成都市新經濟委,《關于優化電子商務從業環境的指導意見》,2019年2月


免费看片